郭寶鈞
1928年以河南省教育廳代表身份,協助董作賓先生首次的殷墟考古發掘。1931年春殷墟第四次發掘時,他和梁思永同時加入史語所考古組,當時殷墟領導李濟對他們非常器重,曾表示梁思永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訓練的考古家,對考古組的組成和方法上均有極重要的貢獻;郭寶鈞則是同仁中最不怕困難,最能想辦法的人。
郭寶鈞先後兩次參加了史語所在山東省龍山鎮城子崖的發掘,並與梁思永等人合編《城子崖》,在報告中首次命名為「龍山文化」。他重於古器物考證,是命名龍山文化中常見之陶鬹的第一人。1932至1933年,郭寶鈞主持了河南濬縣辛村的四次發掘,清理了從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的墓葬82座。濬縣辛村的發掘不僅給研究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也擴展了史語所考古組的發掘範圍,而且在時代上由殷延續到西周,開創了周代考古。
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郭寶鈞在輝縣琉璃閣的第二次發掘被迫停工。1945年被聘為河南大學文史系考古專業教授。1948年冬,國共內戰吃緊,中研院擬定遷臺計畫,郭寶鈞因家中人口眾多無法前往,於是返回南陽老家,沒有隨史語所遷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曾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
1950年春,郭寶鈞以年過半百之齡,重返河南安陽發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及其附近的排葬坑,在曾多次遭盜掘的遺址中發現了不少遺跡和珍貴的文化遺物,包括可證明當時是奴隸社會的被殉殺者人骨,及中國現存上古石磬中最精緻的虎形大石磬。1954年春郭寶鈞主持洛陽西郊的發掘,雖然他已過花甲之年,但依然每天到工地去指揮工作。他結合了文獻,在考古上首創了對洛陽「王城」的位置進行探索。1971年於北京逝世。
除了考古發掘外,郭寶鈞在青銅研究上也有顯著的貢獻。在其著作《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中,他在郭沫若對青銅的分期基礎上,配合出土物,使青銅的分期研究大大提升了一步。此外,他以親眼目睹了諸多殷周車馬坑發掘現場的經驗,結合文獻進行比對研究,制定了許多殷周車制上的定名,並且以車制的發展及演變來看殷周車制的變化,使殷周車制的研究達到一個嶄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