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清代儒學與知識傳統」（1976/08/07）

　　余英時先生於一九七一年首度來到臺灣，一九七四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當時幾篇震撼臺灣學術社群的長文，也多發表於這個時候。如一九七五年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略論清代儒家的新動向〉，一九七六年的〈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此次整理出來的「逐字稿」，則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七日余先生在重慶南路的中華文化復興大樓（今「文化總會」）發表的「清代儒學與知識傳統」的紀錄。當天演講的主持人是史語所所長屈萬里院士。
　　余先生當天演講的內容，基本上溶合了稍早（一九七〇年）的〈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及前面提到的〈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略論清代儒家的新動向〉三篇文章而成。
　　余先生主要是認為清代考證學的最初源頭是由宋明理學程朱、陸王，「道問學」、「尊德性」兩派的思想爭論所「逼」出來的。理學中「尊德性」的傳統，使得「道問學」有不同的表現。余先生在演講中談到，清代發展出一種「為學問而學問」的學風，這種重視知識而抗絕一切道德掛帥的學風，是很可貴的，也是值得進一步推展而最後與自然科學接榫。
　　這篇講稿中也有上述幾篇論文所未直接鋪敘的，即他認為在當時談「文化復興」的氛圍下，應該謀求「古」與「今」的接合。而這種結合不是漫無目的的，應該是經過「分解」、「選擇」之後才進行，而清學中重知識的傳統值得積極援引來與建立現代學術。
　　此外，余先生在演講中也提到，「可是在今天如果把道德跟政治完全結合」「誰有政治，誰就有道德」是一件危險的事。他認為當時中共強調「紅」與「專」，甚至於要「紅」不要「專」，是輕視知識、鄙棄知識，而只重「黨性」（「共產黨員的道德」），他說如果「尊德性走到這個過分歪曲的程度上」則流弊不少，值得警惕。（王汎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