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初稿始撰於2013年7月7日，小暑之日。
最近三十年左右，檳榔在臺灣可以說備受矚目與爭議，不僅經常成為媒體報導的對象，# 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也紛紛以檳榔作為研究的主題，有人從社會的角度探討嚼食檳榔與特定族群（原住民）# 或社會階層與社會群體（勞工、農民、中學生）的關係；# 有人從經濟的角度探索檳榔的生產、消費和產業的問題；# 有人記錄、報導、反思「檳榔攤」與「檳榔西施」的「景觀」與社會現象； #有人從歷史的角度探尋檳榔文化的發展； #有人從生態的角度探討栽植檳榔對於水土保持所造成的影響； #有人從公共衛生及醫學的角度探討嚼食檳榔對於健康所造成的傷害（主要是口腔癌）# 或正面功能（如抗氧化、消除口臭等）；# 也有人從文化與法律的角度討論檳榔所引發的社會爭議與規範問題。#
而在研究、討論與爭辯的過程中，檳榔在臺灣似乎逐漸被「污名化」(stigmatization)。其中，最具關鍵性的一步是官方的定調。1997年4月8日，行政院核定通過了〈檳榔問題管理方案〉。這個方案列舉了檳榔所帶來的四大問題：一是個人健康（嚼食會增加罹患口腔癌的風險）；二是自然生態（種植氾濫會嚴重影響水土保育）；三是公共衛生（檳榔殘渣會污染環境）；四是社會秩序（風俗）（林立的檳榔攤及「檳榔西施」招徠生意的行為，不僅占用道路，也會破壞社會「秩序」）。因此，行政院認為「不應鼓勵嚼食檳榔」，並責成各個政府部門（包括農委會、國防部、財政部、內政部、衛生署、環保署、教育部、國科會）利用各種辦法解決「檳榔問題」。 #於是乎，「檳榔有害」儼然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價值，有位學者甚至認為檳榔會招致「亡國滅種」，並嚴厲指斥：「檳榔的氾濫、檳榔文化在臺灣的盛行與固著，代表的是臺灣人民反智的與墮落的心態」，並大聲呼籲要「早日把這些檳榔危害清除乾淨」。#
無論如何，自從行政院〈檳榔問題管理方案〉公布之後，在解決「檳榔問題」的作為方面，各相關部會幾乎都是以「宣導」檳榔的「健康危害」為主，企圖降低民眾「嚼食檳榔的比例」。因此，「檳榔致癌」在很短的時間內便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論述， #而當檳榔在2003年被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轄下的國際癌症研究總署（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簡稱IARC）列為第一類致癌物之後，官方與專家更是藉此宣告：檳榔就是「致癌物」！# 同時，行政院衛生署也不斷宣導有關檳榔的「正確」知識，在其官方網站不時張貼相關的訊息與短文，而許多公共衛生機構、醫院和各級學級，在進行「拒絕檳榔」的宣導、教育之時，也經常引述衛生署的「官方說法」。
但是，我們的「官方說法」其實大有問題。例如，2002年10月7日，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的網站發布了一篇「宣導性」短文，題為〈檳榔的歷史〉，文中在介紹世界各地「嚼食檳榔的歷史」時宣稱：
明朝時漢人移民臺灣，發現原住民嚼食檳榔塊，入境隨俗，因此檳榔塊也成為當時入藥、社交、送禮的重要物品。#
這顯然認為「漢人」在中國大陸原本沒有嚼食檳榔的習慣，要到了臺灣之後，受到「原住民」的影響，才有了相關的禮俗。可是，這一篇短文同時又說：
一千多年前，《南史》卷十五記載，丹陽劉穆嗜吃檳榔塊，沒錢買時還向親戚討食，作官後常以檳榔待客。後唐韓愈、北宋蘇東坡曾做詩讚美檳榔，南宋朱熹有每天嚼食的習慣，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將檳榔塊收錄其中。#
假如這個說法是正確的，那麼「漢人」在中國大陸嚼食檳榔的歷史至少已有一千多年，不是十七世紀才開始，也不必到臺灣來向「原住民」學習。這是自我矛盾的說法。
事實上，學界對於臺灣檳榔文化的形塑者究竟是原住民還是漢人也是爭論不休。一方認為臺灣嚼食檳榔的情形，從考古資料來看，應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文字記錄則可追溯到西元十七世紀荷蘭和中國的文獻，因此，應該是原住民（番人，南島民族）的舊有習慣，閩粵一帶的漢人，原本嚼食風氣並不普遍或是沒有此一習慣，直到明清時期移民來臺之後，受到原住民的影響，才沾染此風。另一方則是主張原住民原本並沒有這樣的習俗，是受到漢人從中國帶來的習俗影響才開始嚼食檳榔。不過，也有人認為原住民和漢人在西元十七世紀以前都已各自養成嚼食檳榔的習慣。#
那麼，真相是什麼？吃檳榔只是臺灣原住民或中國漢人的習慣嗎？吃檳榔只侷限於某些特定的社會階層或社會群體嗎？如果檳榔是有害的毒物，那麼，為什麼有人要吃檳榔？檳榔真的是百害而無一利嗎？
若要回答上述問題，我想我們必須以更寬闊的視野探索「檳榔文化」的空間分布，從歷史的角度探討「檳榔文化」的內涵與發展，# 不能只看臺灣本身，也不能只著眼於當代。因此，本書擬以中國的「檳榔文化」為主體，探討「檳榔文化」的「原鄉」與入華經過；檳榔在中國社會所發揮的功能和所引發的爭議；檳榔嚼食者的身分、階層和體驗；以及檳榔「社會形象」的古今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