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927-976）在西元960年建立宋王朝，定都開封，似乎結束了五代十國的紛亂，開創一個嶄新的時代。但是，在盛唐時期的中國版圖內，從西元第十到十三世紀，其實一直同時並存著多個政權，除了「五代十國」（907-960）的割裂之外，東北和北方有遼（916-1218）、金（1115-1234）；西南方有大理（937-1253）；西北方有西夏（1038-1227）。號稱「正統」的漢族政權宋王朝，從西元1127年起甚至失去其北方的領土，改以南方的臨安（今浙江杭州）為都城。而且，遼、金、西夏還各自創立了自己的文字和書寫系統，我們似乎很難用簡單的王朝更迭來做歷史敘述的框架。不過，漢字依然是這個時期東亞、北亞最通行的文字，宋人也留下最多的文獻紀錄，因此，基於歷史分期和敘述的簡便，在此仍以兩宋時期（960-1279）為斷代的終始，概括這個時期檳榔文化的發展。

這個時期的政治局勢雖然較為動盪，戰亂頻仍，但是，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對於圖書文獻的收集、整理、編纂、傳抄、創作和出版，卻是相當重視，稱得上文風鼎盛，檳榔知識也因此得以再次的集成與創新。

檳榔在宋元時期的醫藥世界所散發的能量又更加顯著。以本草書來說，有著錄檳榔的包括：一、盧多遜、李昉等編的《開寶本草》（974AD）［尚志鈞輯校，《開寶本草》［輯復本］（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卷13〈木部中品．檳榔〉，〈木部中品．大腹〉，頁277。

從漢到唐，中國境內嚼食檳榔的風氣，基本上是以嶺南的廣東（含廣西）最常被人提及，但由於商貿進口，福建沿海地區即使不栽種，取得檳榔的機會也大增。因此，閩人從五代、北宋時起，似乎也逐漸沾染此風，例如，《嶺外代答》云：「自福建下四川與廣東西路，皆食檳榔者」云云；《西溪叢語》便說：「閩、廣人食檳榔」云云。（卷上，〈閩廣人嚼檳榔〉，頁66）《雞肋編》在談民俗時也將泉州、福州婦女和廣州波斯婦相提並論，並說當地：「家家以篾為門，人食檳榔」（卷中，〈泉福婦人轎子與廣州波斯婦〉，頁53）。又福清人林亦之（1136-1185AD）詩有「燈火檳榔市」之語（《綱山集》［四庫本），卷2，〈宜人姚氏〉）；劉克莊《後村集》［四部叢刊本〕，卷36〈次林卿檳榔韻二首〉云「海賈垂涎規互市」之語。不過，當時恐怕還是以廣東最盛，《宋朝事實類苑》（卷60，〈風俗雜誌．南海啖檳榔〉，頁789）提到程師孟知番禺，杖打「左右侍吏啖檳榔者」，便是例證。鄭剛中提到廣南食檳榔「貴賤老幼男女行坐」皆然。《冷齋夜話》載儋耳人姜唐佐之母以檳榔接待賓客之事，又是一例（《宋人軼事彙編》，卷12，〈老蘇、二蘇〉），《鶴林玉露》謂「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丙編，卷1，〈檳榔〉，頁247）更清楚的說明其風氣之盛。按：當時輸入閩廣的檳榔，主要可能來自海南島。

另外，宋代香藥文化及貿易大盛，檳榔也被視為諸多香藥之一，如《陳氏香譜》［四庫全書本］，卷2，〈凝和諸香〉，「南蕃龍涎香」（勝芬積）、「龍涎香」；卷3，〈凝和諸香〉，「雪中春信」。

在文學的領域，黃庭堅、黃幾復、韓子蒼、朱熹、薩天錫、陳與義、劉開府、那律楚材、［按：《全芳備祖》［明毛氏汲古閣鈔本］後集，卷31〈藥部〉有「檳榔」條目，收錄不少宋人詩詞。］［按：元曲的詞牌名之中有「檳榔兒」，也有作品傳世；詳見莊淑紅，〈也談元代散曲中的茶文化〉，《高餐通識教育學刊》6（2010），頁189-216］

檳榔文本的作者地望物產分佈禮俗分佈（移到末段）附帶一提，在遼國、金國所控制下的疆域，雖然地處北方，且留下的文獻紀錄較少，仍可找到檳榔的足跡，例如，其佛教的寺塔，便出土了檳榔的殘留物，而另一座寺院所留下的石碑也提到了檳榔。金國則文人和醫家都曾提及檳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