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榔入華考:宋遼金元

趙匡胤(927-976)在西元960年建立宋王朝,定都開封,似乎結束了五代十國的紛亂,開創一個嶄新的時代。但是,在盛唐時期的中國版圖內,從西元第十到十三世紀,其實一直同時並存著多個政權,除了「五代十國」(907-960)的割裂之外,東北和北方有遼(916-1218)、金(1115-1234);西南方有大理(937-1253);西北方有西夏(1038-1227)。號稱「正統」的漢族政權宋王朝,從西元1127年起甚至失去其北方的領土,改以南方的臨安(今浙江杭州)為都城。而且,遼、金、西夏還各自創立了自己的文字和書寫系統,我們似乎很難用簡單的王朝更迭來做歷史敘述的框架。不過,漢字依然是這個時期東亞、北亞最通行的文字,宋人也留下最多的文獻紀錄,因此,基於歷史分期和敘述的簡便,在此仍以兩宋時期(960-1279)為斷代的終始,概括這個時期檳榔文化的發展。

這個時期的政治局勢雖然較為動盪,戰亂頻仍,但是,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對於圖書文獻的收集、整理、編纂、傳抄、創作和出版,卻是相當重視,稱得上文風鼎盛,檳榔知識也因此得以再次的集成與創新。
檳榔在宋元時期的醫藥世界所散發的能量又更加顯著。以本草書來說,有著錄檳榔的包括:一、盧多遜、李昉等編的《開寶本草》(974AD)[尚志鈞輯校,《開寶本草》[輯復本](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卷13〈木部中品.檳榔〉,〈木部中品.大腹〉,頁277。
從漢到唐,中國境內嚼食檳榔的風氣,基本上是以嶺南的廣東(含廣西)最常被人提及,但由於商貿進口,福建沿海地區即使不栽種,取得檳榔的機會也大增。因此,閩人從五代、北宋時起,似乎也逐漸沾染此風,例如,《嶺外代答》云:「自福建下四川與廣東西路,皆食檳榔者」云云;《西溪叢語》便說:「閩、廣人食檳榔」云云。(卷上,〈閩廣人嚼檳榔〉,頁66)《雞肋編》在談民俗時也將泉州、福州婦女和廣州波斯婦相提並論,並說當地:「家家以篾為門,人食檳榔」(卷中,〈泉福婦人轎子與廣州波斯婦〉,頁53)。又福清人林亦之(1136-1185AD)詩有「燈火檳榔市」之語(《綱山集》[四庫本),卷2,〈宜人姚氏〉);劉克莊《後村集》[四部叢刊本〕,卷36〈次林卿檳榔韻二首〉云「海賈垂涎規互市」之語。不過,當時恐怕還是以廣東最盛,《宋朝事實類苑》(卷60,〈風俗雜誌.南海啖檳榔〉,頁789)提到程師孟知番禺,杖打「左右侍吏啖檳榔者」,便是例證。鄭剛中提到廣南食檳榔「貴賤老幼男女行坐」皆然。《冷齋夜話》載儋耳人姜唐佐之母以檳榔接待賓客之事,又是一例(《宋人軼事彙編》,卷12,〈老蘇、二蘇〉),《鶴林玉露》謂「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丙編,卷1,〈檳榔〉,頁247)更清楚的說明其風氣之盛。按:當時輸入閩廣的檳榔,主要可能來自海南島。
另外,宋代香藥文化及貿易大盛,檳榔也被視為諸多香藥之一,如《陳氏香譜》[四庫全書本],卷2,〈凝和諸香〉,「南蕃龍涎香」(勝芬積)、「龍涎香」;卷3,〈凝和諸香〉,「雪中春信」。

在文學的領域,黃庭堅、黃幾復、韓子蒼、朱熹、薩天錫、陳與義、劉開府、那律楚材、[按:《全芳備祖》[明毛氏汲古閣鈔本]後集,卷31〈藥部〉有「檳榔」條目,收錄不少宋人詩詞。][按:元曲的詞牌名之中有「檳榔兒」,也有作品傳世;詳見莊淑紅,〈也談元代散曲中的茶文化〉,《高餐通識教育學刊》6(2010),頁189-216]

檳榔文本的作者地望物產分佈禮俗分佈(移到末段)附帶一提,在遼國、金國所控制下的疆域,雖然地處北方,且留下的文獻紀錄較少,仍可找到檳榔的足跡,例如,其佛教的寺塔,便出土了檳榔的殘留物,而另一座寺院所留下的石碑也提到了檳榔。金國則文人和醫家都曾提及檳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