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檳榔微物也，唯其用大矣哉！
這句借中國古文格式來稱述販夫走卒習知的小東西，讀過林富士教授這本論述中國中古時代檳榔文化的遺著，應該會一目了然，也會覺得「其用大矣」四字還遠遠不足以說盡其實際。所謂知微見著，本書毋寧說是從檳榔鉤畫一幅歷史長景(panorama)，涵蓋東南亞作核心的大陸與海洋廣大地區。
百年來，世界史學潮流普遍地從上層研究導向下層，形成一波波新史學；其中一個領域是想藉慣常習見的事事物物透視歷史面貌。於是在不同階段構成各有特色的新史學，但基本上都環繞著社會與人群，故亦謂之新社會史。新社會史基於歷史乃有機聯繫之整體的認知，當探索社會人群的生活和文化時，以小見大，從看似不足輕重的事物揭發歷史發展的重要現象。
三十多年前我提出這樣的研究，第一次公開演講「什麼是新社會史」時(1992)，舉幾個例證以討論方法學，如盜墓、鬚髯和床榻，淺嚐而止，以後也沒有再就個別課題深入研究。及至三十年後，看到富士這份書稿，深獲我心，油然興起知音的喜悅，也感佩他為「什麼是新社會史」做出經典的示範。然而遺憾的是，想不到他竟英年早逝，私情懷念之餘更惋惜史學界一大損失。
本書呈現的檳榔文化，時間集中在中國中古時期，部分篇章下逮清代臺灣，據整理富士遺稿的學友說，宋、元、明、清的基本資料，他已收集齊備，因病而未能論述成篇。不過，就現在彙整出來的中古時代而言，他不但開發一個歷史研究新領域，讓我們清楚地了解檳榔在中國有過非常豐富而有趣的歷史，也提供一個歷史研究的新架構，深刻地解析外來名物參與社會、生活和文化的交錯關係。
中文「檳榔」兩字一望即知是形聲的外來語，據本書考證，中國文獻先寫作「賓桹」，後作「檳榔」，都是標音。其字根「賓」和「郎」，不論各別文字或合成一詞，中文的意義都和綠皮白肉的橢圓形果子扯不上關係。這種果子臺灣原住民族怎麼稱呼，我沒有考查，但臺灣話（閩南語）稱作Pineny，據考可能源自馬來語Pinang，應該先傳到閩粵沿海，擴及內陸地區，後來再從福建傳到臺灣。
檳榔散布地域甚廣，主要集中在南島語族聚居地，關於各地的原名、植物學上的原生地、其文化面貌，是單一起源或多地發展等等問題的探討，一兩百年前興盛的歷史語言學(philology)，這也是歐洲東方學者所擅長的研究法，現在應該還值得借鏡。譬如我年輕時翻譯德裔美國學者Berthold Laufer的SinoIranica（1903；中譯勞佛，《中國與伊朗》，1975）是此道的翹楚。勞佛論述伊朗傳入中國的植物、礦物以及中國傳往伊朗的名物，利用他具備古今多種語文的素養，根據文獻逐一考辨，因而追尋傳播的歷程，檳榔研究的意趣委實與之相近。本書雖然在這方面有所嘗試，唯語文論據猶有不足，此固時代學風之差異，也是我們的學術訓練比較缺乏之故。不過現在考察名物的原鄉與傳播痕跡可以憑藉的資料和方法比前賢所能應用者豐富而且多樣，不限於philology，本書研究檳榔所列舉的方法路徑乃更加詳備，這雖然是學術發展的結果，但和作者方法學思考之周密也有關係。
一流的歷史語言學者（或訓詁考據家）不會單單滿足於考辨文物，多能以「物」見「人」，關注社會文化。上面提到的SinoIranica，附標題就是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我譯作「古代伊朗與中國之文化交流」。本書考察漢至南北朝檳榔傳入中國，而後隋唐五代繼續擴展，作者關注的即是檳榔引發的文化現象。
林富士教授斷定檳榔傳入中國始自漢朝，即使文獻證據不多，但從海洋史來看，仍有合理的背景和條件。中國雖然在春秋時代就有「四海」的觀念和詞彙，但先秦的中國人真正看到的海則只有東海和南海而已，北海和西海只為符應「四方」才湊合出來，至若親身經驗，已晚到兩漢了。即使是對東方海面，中國人也想像多於真實，燕齊海上方士創造三神山，誘引王侯追求不死之藥，講的越神奇就證明越缺乏了解。
南海倒比較不同，《漢書．地理志》說南海交趾七郡，「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這七郡包括今天的廣東、廣西到越南中北部，中國商人去那邊收購犀角、象牙、玳瑁、真珠等特產，賣回國內，因而致富；貿易都會設在番禺，即今之廣州。至於遙遠的南方，從越南中部以南，包括許多陸地東南亞與海島東南亞國家，「自武帝以來皆獻見」；而中國也派遣使臣攜帶黃金絲綢去購買「明珠、壁（璧）流離、奇石異物。」
中國與南海諸國既然互遣使節，民間行為往往先於官方，必然早已有所往來。遠程貿易追求高利潤，故多集中在珍貴的犀角、象牙或珊瑚等奢侈品，然而像日常食用的檳榔，大概也會隨著移動人口的生活習慣傳入。中國人首先可能抱著好奇的態度，當作遠方異物看待；由於其味滑美可口，遂成為蔬果之類的食物，打入庶民生活。對於這個新物產認識越深，發現它還有醫療效果，遂納入本草藥書。中國人認為檳榔味辛性溫，無毒，可以助消化、治水腫，繼而晉升為道教養生的神祕醫療品，如陶弘景所說：「殺三蟲，去伏屍、治寸白。」兼具治病與長生的功能。
新物品帶有原生地文化，到了另一地方又會在地化，形成新文化。檳榔既然這麼奇妙，它的用途越廣，便越發貴重，不但是達官貴人酬酢餽贈的禮品，也是供養高僧大德的物品。這段檳榔榮光歷史，是本書作者辛勤爬梳中古史籍文獻的成果，他的識見則具有發矇振聵之功。
一種外來物品如果能打入主流社會，又成為主流意識，它的地位就確立了，富士教授引用東晉俞益期的《與韓康伯牋》就是有力的例證。俞益期南遊，看到檳榔樹，吃了檳榔，有感而寫信給友人，描述檳榔樹和果的樣子，講他漫步林下寥朗蕭條的心情，遺憾因檳榔「性不耐霜，不得北植」，是以「弗遇長者之目」而「令人恨深」。可見以想魏晉名士在修直亭亭的檳榔林下長吟的幽境，主流意識檳榔被視與松、竹、梅或菊花同一層次了。檳榔這種外來常物的確進入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難怪富士教授說，五、六世紀，檳榔成為統治階級的身分象徵。
本書建構檳榔傳入中國而形成特殊文化的過程，從少數人的好奇，到大眾的食物和上等禮品，又成為藥用植物，方士追求長生，名士風雅相尚，都離不開檳榔。本書的研究實可作為從名物考察文化交流的典範。
常言道，歷史著作是古今的對話，也是作者與史料的對話。一流歷史家關注的課題多離不開他的現代，富士教授論檳榔歷史而從「檳榔西施」說起，就是具體的呈現。本書從過去審視現在，也從現在解讀過去，隨處可見，而瘟疫和食品安全兩專章尤其透露他這方面的治史風格。然而檳榔文化這個課題在現代的臺灣很容易陷於政治不正確，但他並沒有迴避。
歷史上曾經歷榮光百千年的檳榔，多年來在臺灣面臨很尷尬的局面。政府和社會說它破壞水土，是土壤流失的罪魁，（但高山蔬菜和高山水果呢？）醫生說它是口腔癌的禍首，（與中醫學相去何其遙遠！）宗教界也把它列為十戒之一，（好像從不知道它是過去供養高僧大德的珍異口味？）我想歷史情境不同了，富士教授研究檳榔雖然帶點打抱不平的意味，當無恢復其歷史榮光之意圖，只不過一秉他的治學風格，堅持「求真」的精神而已吧。
在研究計畫執行過程中，他籌辦過一個檳榔巡迴展覽，頗受到牙醫學界某資深教授的壓力，而能淡定處理，我想因有理據，故能淡然。現在從這本遺著，仍可感受他那種尊重史實的韌性，也讓我們體會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古人有云：「讀其書而知其人」，富士教授其可謂學術界的俠者乎！
附帶說明，本書係富士教授十餘年前國科會研究計畫的多篇報告，與已發表和未發表論文的集結，生前未能集成書，今經友人陳元朋教授和及門弟子陳藝勻博士整理，又獲得三民書局蕭遠芬小姐規劃出版，他們雖或追念故人舊誼，實亦有功於學界，深足可感，是為序。
杜正勝
西元2023年8月15日於史語所